首页 >学习体会 学习体会

论党的群众路线和基层协商民主

发布日期:2014-11-05 浏览次数:

 

论党的群众路线和基层协商民主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心得体会

 

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  杨士龙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党的十八大的重大决策。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和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对民主制度,并指出要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由此可见,党的群众路线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都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相关联的重要政治制度,其必然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群众路线和协商民主的内涵及其关联性,进而探索在基层单位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中,如何与基层协商民主有机结合的问题。

    一、群众路线的内涵和重要性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把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的十二大(1982年)党章规定“党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群众,并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1992年以来,包括党的十四大党章至十八大的党章,对党的群众路线的表述都是:“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也可以概括为“两个一切”和“一来一去”,“两个一切”强调的是党的群众观点,“一来一去”强调的是群众工作的途径和方法。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早期,并没有关于群众路线的明确表述。群众路线是在大革命失败后,逐步开始探索、提出、完善。而系统、全面总结党的群众路线则是到七大完成的,七大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列为新的工作作风,并且将其提升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从党的不同历史时期对于群众路线认识的不同,我们看到:对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认识的不同、实践的好坏,往往与党和人民事业能不能顺利发展、与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密切相关。

    新形势下,党面临“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以及“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面对考验与挑战,党风建设是关键。党风问题、党同人民群众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而“四风”严重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反之,实践好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也就是解决“四风”的根本途径与方法。

    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人民群众是党执政的根基,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夯实党的执政基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合法性也才更加具有说服力。

    因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

    二、协商民主的内涵和重要性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将十八大提出的协商民主制度具体化,而且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将协商民主作为决定的总体框架和重点问题之一进行了专门说明。按照十八大报告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协商内容是: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协商民主的协商环节是把政治协商纳入整个决策程序,既包括决策之前也包括决策之中;协商民主的协商渠道包括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等;协商的目的是: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协商的形式包括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和提案办理协商,还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是指协商主体通过自由平等的公共协商参与决策。当代协商民主的概念源自西方,但基本原则、主要内涵和实现途径,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有了理论的探索和丰富的实践,被表述为“协商”、“政治协商”、“民主协商”、“协商合作”等。

    毛泽东是中国协商民主理论和制度安排的拓荒者。早在1938年10月,毛泽东就指出“在一切有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产党员必须采取和他们一道商量问题和一道工作的态度。”[1]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正式文献中使用民主党派的表述,也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思想的雏形。1941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开幕会议的演讲中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我们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小宗派,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进行民主合作的方法。”[2]中国当代的协商民主,是对毛泽东协商建国思想与实践的继承和发展。2007年11月15日,《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第一次使用协商民主的概念,指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协商民主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扩大和丰富了协商民主的范围和含义,对协商民主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有重要意义。

    关于执政或者统治的正当性、合法性问题,不仅我们共产党人在思考,资产阶级政党也在反思与探索。在西方民主理论中,传统西方民主包括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两大模式。自由主义民主的主旨在于防范国家权力侵犯私人领域,重视政治选举和代议制。共和主义民主的主旨在于公民通过公共自主实现自我管理和自决实践,主张公民直接参政议政,反对代议制。在传统民主模式下,现代西方社会的政治危机不断凸显,并主要表现在统治的合法性危机。从20世纪80年代起,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以大众认同普遍下降为典型特征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不论是自由主义民主还是共和主义民主都受到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协商民主或商谈民主理论应运而生,其实质在于取得人民的信任与支持。特别是德国政治学者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在商谈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商谈民主,主张现代国家是民主法治国。哈贝马斯认为:无论从单个主体出发的自由主义还是从宏观主体出发的共和主义,虽然本意都旨在最大限度地维护个人自由,但是其结果却是个人自由都落入了国家的掌控之中。因为“迄今为止,人们还未能成功地在基本概念的层次上把私人自主性和公共自主性协调起来”,认识到“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的同源性,只有在用商谈论来澄清自我立法这个意象之含义的时候才得到澄清,据这个意象,法律的承受者同时也是这些法律的创制者。”[3]

    资产阶级政党如此,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以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自己根本利益的党,就更加取决于人心向背,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指出: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协商民主既关注决策的结果,更关注决策的过程,从而拓宽了民主的深度;协商民主既关注多数人的意见,又关注少数人的意见,从而拓宽了民主的广度。

    三、基层协商民主与群众路线的统一性

    关于协商民主与群众路线的关系,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已经进行了全面准确的阐释,指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优良作风,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这与党的根本宗旨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一致性。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各项工作的行动指南。人民群众是党执政的根基,只有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合法性也才更加具有说服力。而协商民主正式将党的群众路线落到实处的有效形式。

    基层民主是“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基层民主强调在基层事务中突出“自我”,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是基层民主的中心,也可以说协商民主是基层民主的主要形式。发挥基层各类组织协同作用,实现政府管理和基层民主有机结合,可以保证有效的城乡社区、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治理。基层组织是团结带领群众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党的任务的战斗堡垒。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就是要以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为主要任务。

    基层组织可以有效地将贯彻群众路线和发展基层民主特别是基层协商民主有机统一,一方面可以将群众路线落到实处,提高贯彻群众路线的实效性;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基层协商民主,提高有关基层事务的决策结果和决策过程的水平与能力。因此,基层党建工作要将协商民主与群众路线贯彻落实于具体的工作中。

    要实践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必须依靠制度。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也就是要是协商民主制度化,同样需要制度保障。制度是一个结构、实体和文化相互作用的复杂有机体。制度建设要从群众中来,更关键的是能够回到群众中去,将制度根植于文化的土壤中。以此为基础,方能实现“一来一去”,使制度的效能得以充分落实与发挥。

    制度可能还有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划分。新中国建国60余年,改革开放也已经30余年,基本制度已经形成。对于昆明理工大学建校也已经60年,一些基本的制度也已经比较全面。我们要重视制度的创新与完善,而更重要的是如何用好制度、落实好制度。学校、学院在实践中实际已经有许多联系群众、发展基层民主的机制,只是我们没有正式赋予其特定的含义,或者我们没有使用好,或者我们没有将其落到实处。例如学院领导都归属于本院各系和党支部,我们发挥好作用,这就是一项领导干部联系师生的机制;学校(院)有人才强校(院)的战略和具体制度,特别是团队建设和人才培养提高方面的要求,我们能否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内涵提升为重点、将其落到实处,提高每一位教师的能力与水平,具体落实“人才战略”;我们有领导干部听课制度、本科学生专业导师制度、研究生导师制度、教研室的教学科研交流研讨制度、组织生活制度、党员发展的联系人制度等等,这些无一不是联系群众的机制。协商民主的根本目的是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这种日常工作的机制既是联系群众的制度,同时我们也可以融入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等内涵并将其演化、发展成为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关键是我们要根据时代的发展,给予他们以新的内涵,用好现有制度并将其落到实处。把通过这些机制获得的信息和群众的诉求用好并落到实处,转化为基层民主决策的行动。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92页。该文是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

[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67-768页。

[3]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8。第105页、第128页

返回 学习体会 >>